熟悉中国革命史的都知道，苏联对我国影响很大。但是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，苏联一直看好的是国民党政府。渡江战役前，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，想让解放军放弃渡江，南北分治，国民党政府南逃的时候，苏联大使馆也跟着走了。

本文根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的报道，看看解放战争时期，苏联究竟有多么不看好我党能取得胜利。

1947年10月，斯特朗女士从上海到苏联，后来又到了东欧和北朝鲜。看看斯特朗女士的那段报道：

对世界新闻界来说，从1946年至1947年，蒋介石似乎是胜利了。甚至1947年夏在莫斯科，我（斯特朗女士）也遇到这种公式化的说法："太糟了，中国共产党没法取胜，因为他们没有重工业。"以后这种说法传入巴尔干半岛各国。当我坚持向莫斯科高等外交学校的一些学生说明，中国共产党在打胜仗时，他们肯定地回答说："噢，不！他们正在失去所有的城市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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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7年8月，在苏军机关报《红星报》上，发表了一篇俄国上校写的，带有权威性，占据三栏篇幅的文章，题目是：《中国的一年内战》。文章说："尽管中国共产党固守其首都延安达三个月之久，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它。"这位上校不懂中共的战略。在那三个月里，我正好在延安，亲眼看到撤退工作做得极好，把银行的装有厚玻璃板的窗户和硬木的桌面，也小心地埋藏起来。他们连十分钟也没有"固守"过。1947年对中国共产党战略的过低估计，以及一年后莫斯科对胜利的到来感到明显惊讶，这些似乎都表明俄国专家同中国共产党总参谋部没有什么联系。

再看看随着我军的胜利，斯特朗女士对莫斯科的变化报道：

莫斯科远远不是中国共产党获胜的总司令部，它对这一胜利的到来似乎同美国国务院一样地感到惊讶。怎么不是呢？当中国共产党人在1947年撤离许多城市时，至少有些俄国军事专家认为他们打输了。

表明这种惊讶的一个迹象是，1948年末，莫斯科的报刊对中国的巨大胜利，几乎完全保持沉默。攻克沈阳的新闻，成为报刊的通栏大标题，犹如熊熊烈火点燃了全世界。但在莫斯科的报上却只有六行字，而且登在最后的版面上。在此之后的一个月里，报上不再出现中国的消息。打下徐州的时候，才又登了六行字："据陕北电台报道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占领长江以北国民党军队最强大的军事基地徐州。"就这么一些！蒋介石丧失了他在华北的最大据点，可是这里既无大字标题，也没登在一版上，更不见有社论！

在莫斯科，人们纷纷议论那不可思议的沉默。评论各不相同：外交官们希望这个新的"有可能独立的"共产党力量的兴起，也许会使"克里姆林宫感到沮丧"；俄国工厂的工人则就这仅有的六行消息，热情集会，激动兴奋。我听到莫斯科一位编辑在电话里欢欣鼓舞地对一位发行人说："他们打胜了！这不是说明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吗？"我还来不及弄明白，究竟俄国人对毛的理论一直在默不作声地想些什么，他就几乎愤怒地转过身来对我说："你应该留在延安！你应该把消息发出来，使全世界相信失去延安不是失败！"最精辟的似乎是一位俄国朋友的评论："看来由于这些胜利，高级领导层正在重新考虑我们对中国的评价，与此同时，我们的报纸则不动声色。"等到拿下了北平，俄国评论员们才跟上形势，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，作出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分析。

苏联向外输出革命时，一直推广自己那套办法，以城市为中心依靠工人。“二十八个半”曾经照搬苏联经验。殊不知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，有自己的运作模式。不了解国情照搬，注定是要失败的，所以苏联人才会说“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…”这种话。

苏联从二十年代开始，合作对象就是国民党政府，在抗战时期进入蜜月期。虽然还是以强国看弱国的态度对待，但是是以政府间行为交往的。对我党，一直就当小弟，一个支部来看待。觉得我们就应该向东欧那些国家一样，以对上级的态度来对待苏联。当然，一段时间，在“二十八个半”等影响下，我们是那么做的，他们也习惯了高高在上。

等到毛主席掌控大局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独立自主。斯特朗女士离开中国后，一直在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“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要适应各国的具体情况”的主张。这个主张，恰好是苏联不能容忍的。所以苏联在延安有观察团，对东北战场的局势因为距离原因了解的比较清楚，仍然选择了无视这一切。

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，一个混乱腐败的国民党政府，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好事，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力也更大。因为很早以前他们就发现，那个被他们说“山沟里的…麦淇淋式的”马克思主义者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强人。潜意识里，他们就没想让我党我军赢，对他们来说，混乱的，最少南北朝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。

简单总结就是，苏联对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进展，从视而不见到掩耳盗铃到最后不得不承认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